腹有诗书气自华
           ----杜文棠

   今天,北大和社会各界朋友齐聚燕园,恭贺赵宝煦同志九十华诞,我能恭逢其盛,深感荣幸和欣喜。
    赵宝煦同志是享誉海内外的学术大家,我才疏学浅,从学术上品评他的卓越贡献非我之所能,自有业内诸贤去做。我想谈的是,许多年来,他高尚的人品、渊博的学识、深刻的见解、平易谦和的性格,尤其是他那至纯至善的心和循循善诱、润物无声的教育风范,给了我多方面的启迪、教育。
    由于他数十年奋斗不息,硕果满枝头,桃李满天下,在学界享有很高的地位,因此,在会议上和通信中,我也尊称他为“赵老”,奉他为师尊,但有时我会脱口而出,称他为“老赵”,仿佛忘掉了几十年岁月流逝,回到了1958年那个严寒的春天。那时我和他作为北大首批下放干部,辞别燕园,去到京西矿区,在群山环抱的乱石滩上“大办水利”“战天斗地,改造思想”。当时我二十出头,刚留校任助教,一起下放的还有年过半百的吴柱存等“海归教授”,也有像沈绍周、汪子嵩、赵宝煦等年纪不大,却有相当“革命资历”和“学术造诣”的中青年讲师。
    那是一个人人争取“脱胎换骨”的“火热年代”,人际关系首重政治,年龄差异和学术地位则忽略不计,大家都在改造,都是同志,因此,我和大家一样,称呼汪子嵩、任继愈为“老汪”“老任”,称呼赵宝煦也自然为“老赵”。这批北大人穿着五花八门,口音南腔北调,哲学系的刘泉清是调干研究生,他爱和当地老乡讲话,但他的湖南官话,大多数人听不懂,只好让西语系刘君强当翻译,但老赵讲一口地道的北京话,大小会上文件都由他念,给人印象很深,他不仅衣着合体,而且文质彬彬,用辞恰当,风度儒雅,我想“腹有诗书气自华”,不久后知道他虽在政治系,但能诗善文,还能即景素描,可说是多才多艺,颇有“老北大”的余风流韵。
    后来我奉调提前返校,由上层推动的政治风浪越刮越猛,北大像历次运动一样首当其冲。老汪、老沈等人和邹鲁风同志一起在“河南农村调查”问题上跌入陷阱,就连我这样一个籍籍无名的后学晚辈也跟不上“一日千里”的“大好形势”受到批判,老赵作为系处级党员干部自然也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一起下放的“战友”在校园里碰到也都“破帽遮颜”默然无语。
    到了1966年,北大冒出一个聂元梓,她的一张大字报竟然使北大遭遇到一场政治地震,我从任教的北京国际关系学院骑车赶往大饭厅一带,以便见识一下这只天外飞来的怪鸟。这张大字报内容空洞,语言粗暴,半通不通,但居高临下,气势汹汹,有股蛮霸之气。我因不明就里,认为这不过是常出怪人的北大又出了一个狂妄之徒,故作惊人之语,因之一笑了之。但不久就证明了我的幼稚无知。这张大字报经过一番“点化”立即神功附体,化为中国的“巴黎公社宣言”,世人面前呈现出了一个光怪陆离的魔幻世界,北大变成了万众朝拜的“东方麦加”,同时又成了黑帮牛鬼蛇神盘踞的污水池塘。一夜之间,红卫兵造反派啸聚成群、杀声震天,以陆平同志为首的北大各级干部都被打翻在地,我素所敬仰的学术前辈也成了任何人都可以辱骂、殴打的“罪囚”,整个燕园顿时变成了暗无天日的鬼域世界。温文儒雅、谦恭谨慎的赵宝煦自然难逃噩运,历经屈辱,最终和季羡林、朱光潜等先生一同被关进了“黑帮大院”。
    我本人不久也被关入牛棚,对北大当时的情形是几年后我被“解放”出来才有所耳闻。1978年年底我由下放地河北奉调回京,在社科院研究历史,已是青春凋谢、满脸沧桑,不断从友人口中获悉,包括老汪、老赵在内的一批干部重登杏坛,焕发了青春,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从此开始了我和他的二度交往。这时,他虽然雄心仍在,开拓学术新领域,但毕竟已渐近老年,青丝已变白发,人们也都改称他为“赵老”。
    在第二阶段交往中,我和他有更多的接触,更多的了解,也领受了他春风雨露般的教泽和熏陶。
    我在文革前的学生陈泉同志先在河北从政,后到深圳、香港从商,事业有成,他心系故园,在长江之滨的家乡创办了丹阳书院,为桑梓的文化教育尽一份力,他邀我出面,延请学界人士前往讲学,为此,我找了楚庄、赵宝煦等老友以及北京国际关系学院的老院长冯文耀同志前往助阵。这些人都很忙,年事已高,社会活动又多,但都欣然应允,尤其是老赵,不仅科研任务繁重,社会兼职不少,而且,不时还要出访,开展对外文化交流,我自知才疏学浅,而且纯然是“一介布衣”,他们肯于“出山相助”,除了无私服务社会的责任感之外,也是看我确有“程门立雪”的一片赤诚,也是珍惜多年的友谊。十几年来,宝煦同志从各方面关心指导,亲赴丹阳讲学,凡有可能均出席书院的活动,为与会者解疑释惑,他无论谈论历史或剖析现实问题均能深入浅出,娓娓道来,举重若轻,使闻者受益匪浅,得到极大的精神启迪。
    我和老赵有一些共同的朋友,如张俊彦、梁从诫,还有曾在北大留学的德国著名汉学家、社会活动家费路教授,老赵每有新作问世,均赐赠供我学习,读了他的诗文集,我眼界大开,对他的诗才和书艺敬佩不已,他还长于丹青,题材广泛,尤其是那些作于农村的素描,显示出他对人民群众的一片殷殷关怀之心。
    他写的“南行记”生动地记述了他青年时代为了民族大义,跋山涉水、历尽艰辛,终于进入西南联大,投身到全民抗战的洪流。在昆明他不仅学业精进,而且,在进步教授闻一多、李公朴、楚图南、潘光旦、梁漱溟等人的感召下,挺身而出,争民主,争自由,争解放,反内战,参加了永垂史册的“一二一”运动,为我们留下了历史上光辉的一页。我由此也了解到他性格中另外的一面,即不畏艰辛,临危不惧,刚烈顽强。他表面上的儒雅只说明他的文化修养高,丝毫不说明他软弱可欺。他在“黑帮大院”里仍然“方寸不乱”,吟诗作赋,透过表面的无奈,显出他蔑视暴政,凛然不屈,对嚣张一时的黑暗势力表示出“神圣的憎恶和讽刺的锋芒”(鲁迅语)。这两个方面在他身上融为一体,有时金刚怒目,有时引而不发,刚柔并济。这才是完整的战斗学者赵宝煦。
    作为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他不辞辛劳,足迹遍及亚非欧美,在国际学术讲坛上发出中国学术界的声音,凭借深厚的学术造诣、出色的口才、谦和严谨的施教风格以及娴熟高超的交际能力,为祖国赢得了荣誉和朋友。
    改革开放为他铺开了施展才华的舞台,他没有辜负这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出色地完成了使命,谱写了多姿多彩无比华美的人生篇章。
    在赵宝煦同志身上比较突出地体现出北大的传统,即以先进的理想与丰厚的学养,为民族独立、社会进步而奋斗,为学术的繁荣昌盛,坚守独立的人格,恪守学术道德,几十年如一日,皓首穷经,乐而忘忧。
    他对我的帮助和指教无法一一列举。
    他的新诗婉约玲珑,他的旧体诗颇见功底,尤其晚年的作品沉郁顿挫,苍劲豪迈,佳句堪传,他对民族的贡献是多方面的。
    “明窗简篇在, 长与物华新。”



 



    

 

 

 

 

Copyright by the Secretary of EDUI. 2010. All right reserved.design by redear
京ICP备10045822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