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创造之路》专著面世

 

《中国经济创造之路》专著面世
The Road of China's Economic Creation
在联盟全体成员的持续关注和大力支持下,由北京工业大学中国经济转型研究中心主任和国际生态发展联盟亚洲地区理事长黄海峰教授领办的《中国经济创造之路》专著于7月5号正式在长三角绿色经济金山峰会发布。该书受到来自于国内外与会专家学者的好评。
本书由第九届、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经济学家成思危撰写代序,政治学家赵宝煦作序,由中青年学者黄海峰、周国梅负责,从政治、经济、环保、文化、历史等多个方面汇集了著名学者李京文、俞可平、辜胜阻、吴晓青、楚庄、杜文棠、张象枢、茅于轼、张雨燕、文希凯、罗红波的学术成果,苏君红、王以铭、叶汝求、张燕生、刘茂才、朱坦、叶文虎、文魁、韩文科、冯俊等著名学者从不同角度发表了评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驻华大使馆大使施明贤(Michael Friedrich Wilhelm Schaefer)、中国欧盟商会主席伍德克(Joerg Wuttke)、奥地利中国和东南亚研究所所长卡明斯基(Gerd Kaminski)、时任德国科隆大学校长古德曼(Gernot Gutmann)等国际人士也对本书中发表了相关看法。本书资料较为全面、翔实,可供从事经济理论、企业管理等相关领域的管理者、研究人员、企业家和大学师生参考。
在过去的100多年里,人类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同时也付出了沉重的环境代价。为了消除当前的资源环境危机、为了人类社会与环境的协调与可持续发展,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已成为全球关注的重点。本书通过对中国30年经济改革的总结,以制度经济学以及经济创造论为理论基础,着重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角度,分别从国家、区域、产业和企业四个层面研究中国经济创造,通过诠释和借鉴中外经济创造的经验与教训,提出一个具有前瞻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可持续发展路线图。笔者认为中国经济创造需要在国家层面制定开放型、知识型、标准型的战略体系;在区域层面建立经济的合作性、公平性、互补性的协调体系;在产业层面完善价值链、管理链和产业链的协同体系;在企业层面塑造制造力、创造力、影响力的能力体系,从而将绿色化、低碳化和循环化作为中国经济创造的战略定位。
专著简介
本书按内容可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共有二章,主要以制度经济学理论为基础,建立中国经济创造的理论;第二部分共有四章,分别从国家、区域、产业和企业四个层面论述中国经济创造的历史、成就和问题;第三部分共有四章,从文化、人才、技术和金融角度分析中国经济创造的背景和动力;第四部分共有二章,通过欧盟经济创造经验,论述中国应如何实施经济创造战略。第五部分共有三章,从绿色经济、低碳经济、循环经济的创造战略,促使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本书紧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力图展现中国经济创造的真谛。具有以下几个特点:(1)国际性。该书凝聚了众多国内著名专家学者的智慧,还吸纳了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邀请国内外专家从不同视角对中国经济创造进行评论;(2)学术性。本书广泛吸纳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试图以文明演替等观点搭建“中国经济创造”的理论框架,通过查阅英文、德文、日文和法文的文献,对“经济创造”的概念和内涵进行了科学系统的解释;(3)实践性。本书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通过中外地区发展比较、行业发展比较等实证研究,从体制创造、模式创造和政策创造三个方面力图展现中国改革成果,从不同视角剖析中国企业在发展中面临的困境,探索国家、区域、产业和企业的经济创造之路。

作者简介
   黄海峰 男 曾先后在大连交通大学、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中心、美国夏威夷大学、德国柏林洪堡大学和美国加州大学学习,2000年获得德国柏林洪堡大学博士学位。其间先后在美国、法国和德国的跨国公司担任过高级顾问。2003年担任了美国国际管理杂志(International Management Review)编委、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理事、中国管理科学学会理事、美国美中金融家协会副会长。2003被聘为北京WTO事务研究咨询中心副主任, 2004年荣获北京市市属(管)高等学校特聘教授资格,2006-2008年成为北京市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人选。2007年获得由联合国环境署技术、经济与工业部以及德国伍珀塔尔研究所可持续消费与生产合作中心和国家环保总局环境政策研究中心颁发的循环经济专家资格证书。现任国土资源部特约监察专员、北京工业大学中国经济转型研究中心主任和德国柏林洪堡大学中国学术交流部主任。同时,担任经济与管理学院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博士生导师、教授、中国人民大学风险投资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大学德国中心研究员。2008年担任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人口、资源和环境委员会委员,2008年出任国际生态发展联盟首席顾问,2009年担任中欧社会论坛“绿色经济与节能减排国际会议”中方主席以及联合国环境总署“绿色经济报告”专家委员会委员。黄海峰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是可持续发展、绿色经济、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近年来主持了商务部、科技部、环保部有关循环经济机制、循环经济体系、节能减排政策等重点研究课题,作为主笔撰写有学术专著《区域层面的经济转型》(德国科学技术出版社)、《德国循环经济研究》(中国科学出版社)、《第二产业与循环经济概论》(中国轻工业出版社),合作翻译了德国专著《环境创新下的领先市场》(机械工业出版社)。其中主持编著的《德国循环经济研究》专著荣获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
周国梅 女 国际环境政策研究、循环经济、可持续发展。获得清华大学硕士学位、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学位。曾在日本京都大学经济研究所、英国约克大学、世界银行、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做过访问学者。现任环境保护部中国-东盟环境保护合作中心副主任,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国际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国际生态发展联盟常务理事。主要从事国际环境政策研究、循环经济理论、发展模式与政策研究、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环境信息公开与公众参与制度等研究,曾主持和参与了国家环境保护科技支撑项目、环境保护公益项目等多项研究工作,获得过2003年度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环境科学技术三等奖、2007年度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环境科学技术三等奖、2008年度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环境科学技术二等奖等,2009年入选“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多次获得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优秀调研报告奖、环境经济政策征文优秀奖等,发表论文八十余篇,合作撰写专著七部。参与编著的《德国循环经济研究》专著荣获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

谨将此书献给
中国著名经济学家陈翰笙先生
中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
德国著历史学家费路教授

陈翰笙(1897.02.05-2004.03.13):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的农村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社会活动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名誉所长。曾获得德国柏林大学博士学位(后改名为德国柏林洪堡大学)。1924年秋受蔡元培邀请回国,成为当时北大最年轻、最受学生欢迎的教授之一。他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分析研究中国农业、农民和农村问题,以第一手的农村调查材料论证中国农村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指明中国农业发展的道路。黄海峰教授回国后,在时任北京工业大学校长、著名循环经济专家左铁镛院士和德国柏林洪堡大学校长、著名物理学家(Jüergen Mlynek)支持下,成立了德国柏林洪堡大学中国校友会。在中国历史学家杜文棠教授邀请下,陈老同意担任德国柏林洪堡大学中国校友会名誉会长,这极大促进了“中国经济转型研究中心”与国内外学术交流活动的开展。

费孝通(1910.11.02-2005.04.24):中国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社会活动家,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 1938年获伦敦大学研究院哲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的中文名《江村经济》,曾被国外许多大学的社会人类学系列为学生必读参考书之一。1938年回国后,费孝通继续在农村开展社会调查、研究农村、工厂、少数民族地区的各种不同类型的社区,就中国乡镇企业的发展及其在改革和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见解。2003年受黄海峰教授之邀,费孝通先生为“中国经济转型研究中心”欣然题名,积极支持“中心”成立。从此之后,许多国内外科学家、青年学生在北京工业大学中国经济转型研究中心所提供的学术平台发挥了聪明才智,极大推动了“经济转型”学术理论和社会实践的工作。

费 路(Roland Felber ,1935.09.20-2001.05.05):德国著名历史学家、汉学家,德国柏林洪堡大学教授,长期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国际共运史、德、中、俄三国的经济社会关系,发表了大量极有见地的高水平学术论文,尤其对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的研究具有深远的影响。中国学者杜文棠教授认为,中德双方都会在日后的岁月中日益强烈地感受到他的去世是一个多么大的损失。费路教授对中国充满着热爱,视中国为第二故乡,关注中国的经济改革。对中国经济社会运用的精细分析、实证研究方法对本书的研究影响很大,在他的指导下,蔡建国、黄海峰先后获得德国柏林洪堡大学博士学位。正是在他崇高学术威望的影响下,促成了北京工业大学与德国柏林洪堡大学校长互访,以及两校共同发起倡议、联合举办《亚洲教育论坛跨国文化管理国际会议》,近十几所国内外高校协办,100多位国内外著名学者到会,极大促进了中外之间的学术交流。

代序
改革的核心是制度创新
第九届、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

我国30年来改革开放的成绩是巨大的,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我国今天的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回顾30年改革的历程,可以看到层出不穷的制度创新推动了我国的快速发展,因此可以认为,制度创新是改革的核心。制度创新经常成为影响改革进一步发展,甚至转变发展路径的主要因素。
尽管“制度”一词近年来被普遍使用,但对其实质的理解却往往因人而异。人们通常认为制度是要求共同遵守的、按一定程序办事的规程或行动准则。学术界则通常认为制度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体系。20世纪初开始在美国兴起的制度经济学派就着重研究制度,并分析制度因素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他们认为经济体系的组织与控制问题,要比资源配置、收入分配、以及收入、产量和物价等水平更为重要。他们强调社会、历史、政治、心理、文化等因素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所起的巨大作用,主张采用制度分析和结构分析的方法。
我曾运用复杂科学的方法分析制度问题,认为制度应当包括体制和机制两个方面。体制是指系统在某一时间点处的状态和结构,机制则是指系统演化的过程和动因。体制和机制二者又是相互依存的,体制是演化的出发点和结果,机制则是演化的路径。由于系统中各个成员(agent)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系统与外部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就会在系统内部产生一种自组织作用,形成系统的层次结构和功能结构,并推动系统向一定的方向演化。由于系统是动态的,处于不停的演化之中,因此单靠权力分析、利益集团分析、规范分析等静态等结构分析方法来研究它是不够的。正如著名的制度经济学家诺斯(North D. C.)一针见血地所指出,“我们生活在一个经济变迁的动态世界中,但我们的理论却是静态的”。
制度可以经由强制性制度变迁(他组织作用)而产生,也可以通过诱致性制度变迁(自组织作用)而演化。按照复杂性科学的观点,对经济的运行而言,既定的制度规则能稳定交易主体的预期。在既定的制度框架下,交易主体之间都知道对方会按照什么规则来行动,因为大家都相信对方是理性的。如果确实如此,那这一制度就是适当而稳定的。如果在既定制度框架下,交易主体难以发挥作用,难以将商业机会变为现实,那就说明这一制度需要加以改变。正是通过这样一个制度环境与市场主体之间的相互影响和作用,造成自组织作用和他组织作用的结合,推动着经济的发展和演化。
我国改革开放的四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自上而下。30年来的改革主要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进行的制度创新。例如,改革初期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大大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提出,彻底改变了我国经济的发展道路;国有企业的改革增强了工业的实力;资本市场的建立提供了投融资的平台;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给我国的经济发展增添了活力;积极引进外资的政策不仅补充了我国建设资金的不足,还提升了我国技术和管理的水平;等等。这些制度创新都起了很大的作用。进入新世纪之后,进入新世纪以来,党中央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在我国经济实力大幅提升的前提下,要更加注意社会公平,着力改善农村和城市中弱势群体的生存环境。我国政府正在推进公共服务的制度创新,加大教育和科技的改革力度,加强社会保障和社会管理的制度建设。这些都是重要的制度创新。
   第二个特点是量力而行。我国的改革并没有像原苏联和东欧国家那样采取激进的办法,而是根据我国的国情,根据群众可以承受的程度,以及社会经济的发展程度,量力而行,一步一步地推进。正因为这样,所以在改革的同时维持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的基本稳定,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
   第三个特点是循序渐进。在改革初期确实没有经验,要摸着石头过河。当然摸着石头过河也有它不足的地方,就是一脚深一脚浅,有时甚至还有可能会摔一跤。但是总的看来,因为我们明确的目标是过河,只要能过河,那么开始时摸着石头也是必要的。当然在改革取得了成绩和经验之后,也会找到更好的办法。回顾这30年的改革进程,从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政府和市场之间关系逐渐地变化,开始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然后逐步的过渡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第四个特点是路径依存。就是说改革像下象棋一样,你走第一步的时候,就会影响到你今后的几步。所以你一步如果走得不合适,那可能以后的几步就都会受到影响。而且你要退回来的话,像下象棋悔棋那样,你付出的代价就会更大。大家可能还记得,2001年10月,当时政府推出一个按市价减持国有股的政策,我认为这个政策从动机看来还是好的,但是按市价减持这一点就遭到了公众的质疑。因为当时国有股是不能流通的,而流通股的股价是被投资者炒上去的,如果按市价减持国有股,必然会引起很大的反弹。尽管政府不久就取消了这一政策,但以此为导火线,还是导致了连续几年的熊市。这就说明改革过程确实是很复杂,是路径依存的。采取的每一步措施对以后的改革都会有很大的影响。因此在改革措施的出台前,一定要谋定而后动,要经过深思熟虑才能去推行,同时最好是通过试点来摸索经验,现在看来政府已经渐渐注意到这一点了。我认为中国的改革过程的这四个特点成就了中国改革取得的成功,是值得我们记取的。
深化改革需要处理好的四个关系
现在我国的改革可以说已进入了深化和攻坚的阶段,有许多矛盾需要认真处理。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四个关系或矛盾需要认真处理。
   第一是法治和人治的关系。尽管党中央提出了依法治国的方略,但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可能还需要做长期的努力。依法治国方略的提出可以说是从理论上解决了党大还是法大的问题,就是说执政党的主张要通过法定的程序变成国家的意志,一旦变成国家意志以后,任何党派、任何个人都必须遵守。但是在实际的执行过程中,我们现在还是发现在法治和人治之间存在着矛盾和问题。众所周知,腐败问题是严重影响我国发展的一个问题,尽管这些年来中央采取了标本兼治的办法,处理了不少腐败分子,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但是要彻底根治腐败还必须靠法治。现在有一些现象是值得我们深思的,我在人大工作很有体会。例如有一些外商和一些非公经济人士向我反映情况,最后总是叮嘱我千万别跟地方领导说。我说你反映情况的目的不就是希望我帮你解决问题吗?为什么不要我跟地方领导说呢?他们说你要说了我在哪里就没法呆了,我给你反映这些问题,是希望你们立法,但你千万别说。这说明地方领导在裁量很多问题上还是有很大的自由度。例如有一位企业家到某地把一个濒临倒闭的企业挽救过来,由亏损户变为赢利大户,这时地方政府一看有利益了,就采取强制手段将这个企业家扫地出门,仅仅归还他原始的投资,连利息都没给他。我几乎每天都接触到这类问题,看起来都是我国法治还不健全的问题。最近我还从网上看到有位记者写了一篇批评某地方政府的稿件,当地政府竟动用了公安人员来抓他。我想这些问题都说明我们还需要进一步推进法治,尽量减少人治。
   我曾经讲过,依法治国的核心是依宪治国。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这些年来宪法经过多次修改,不断完善。特别是最近一次修改,写进了保护私有财产、保护人权等等内容,应该说是基本完备了。但是在执行的过程中,很多人并没有把宪法当作一个根本大法来看待,这也是非常严重的问题。违宪可以说是最大的违法,但是我们现在还未能真正树立宪法的权威。需要进一步根据宪法来审查各个部门和各个地方推出的法规,不符合宪法的一定要撤销。我还说过依法治国的首要是依法行政或者说是依法治官,因为政府官员和人民群众相比处于强势,所以政府官员能不能依法行为是非常关键的。中央一再强调要依法行政,也就是要依法治官,只有依法治官治好了,才能够真正依法治国。此外,依法治国要靠全民的力量和觉悟,单靠监督部门的监督是不够的。还要依靠群众监督、民主监督,包括政协监督、民主党派监督、人民群众来信来访的监督,还有新闻媒体舆论的监督等。我特别关注的是新闻媒体的监督作用,我曾经在两岸四地新闻研讨会上讲过,媒体的作用应当是“振聋发聩,弃旧图新,抑恶扬善,务实求真”。我国的媒体离这个要求可能还有一段距离,。当然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但是媒体的监督作用确实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是公平和效率的关系。处理好公平和效率的关系始终是政治学中一个永恒的课题。我认为小平同志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际上是把公平和效率结合起来了。就是说一方面要用市场经济的手段去追求经济发展的效益和效果,因此我们要大胆的学习国外各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几百年来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好的经验和做法,好的组织方式和管理方式,并结合我国的国情加以运用。因此我国有了风险投资、股份制公司、资本市场、期货等等。但是另一方面,我们要坚持和完善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保障社会的公平和正义,特别是保障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如果只讲效率不讲公平,贫富差距越拉越大,社会不稳定,就难以保证效率;但是如果只讲公平不讲效率,就难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当然在过去可能效率讲得多一点,现在我认为大家都比较注重讲公平,但是我还是要说,我们千万注意不要用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公平和效率两方面的关系是我们应该处理好的。例如一个企业如果只讲公平,想不断提高工人的工资,但是如果这个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上不去,就没有可能去提高工人的工资。最后如果企业关门,那效率和公平就都没有了。
第三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和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应该密切结合起来,而不是相互较劲。我讲过,政府的宏观调控不能违反市场经济的三个基本规律,一是不能违反价值规律,如果价格过分脱离了价值,采取限价或者补贴的方法都只能是权宜之计,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限价的结果可能就会减弱生产者的积极性,造成市场的供求关系的扭曲。而补贴的结果就可能给有些人提供钻空子的机会。我国最近对成品油的补贴就造成了这个问题,不少香港的汽车都开到深圳来空车加油,不但油箱加满油,还要把油桶都加满;外国的航空公司都要在中国加满了油再飞走。二是不能违反供求规律。供应和需求始终是市场中非常重要的因素,但是我们以前的做法是多了就用刀子砍,少了用鞭子赶。但是当用刀砍或鞭子赶的时候,市场情况可能已经发生了变化。所以我们应该相信市场的信号,不要用自己主观的判断来代替市场的信号。我国的电力就曾经发生过这个问题,有一段时期有关部门认为电力建设多了,因而限制电力的发展,结果造成了一些地方的工厂在夏天停3天开4天,老百姓家里的空调也因缺电而不能用,只好到人防工程中去避暑。三是不能违反竞争规律。我们以前老是用“防止重复建设”来限制市场的新进入者,实际这个提法是不对的。没有新的市场进入者,没有新的竞争者,市场是不可能进步的。所以后来的提法改成了“防止低水平的重复建设”,这个提法就科学了。因为老的进入者对新的进入者总是有一种抗拒心理,就像挤公共汽车一样,当你没挤上去的时候,你就对车上的人说还能挤,一旦挤上以后,就对后面的人说上不来了,别挤了,等下一辆吧。政府不应保护垄断,限制竞争,而是应该鼓励竞争。只有通过竞争才能够实现技术的进步,最后才会使消费者得到更大的实惠。
第四就是集权和分权的关系。这也是政治学中一个重大的课题,我国在集权和分权方面都经过了一些改革,基本克服了“一统就死,一放就乱”的弊端。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一方面中央要有一定的力量和权威,但是另一方面也要给地方一定的事权。很多问题的产生,都是由于在集权和分权的处理上引导了地方政府的行为。地方政府之所以追求GDP,当然追求政绩是一个原因,但追求财政收入也是一个原因。由于财政收入是分灶吃饭,我听说在有的市里即使一个房地产商在某个区注册了一个房地产公司,但要在另一个区开发房地产时还要在那个区注册一个房地产公司,以便增加那个区的税收。我认为在处理集权和分权的关系中要考虑到,当过分集中权力时,也会把矛盾过分集中;当过分集中财力时,也会把负担过分集中。在这个问题上要有巧妙的处理艺术。

发挥专家学者在改革中的作用
30年来,我国的专家学者在改革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尽管他们也挨了不少骂。实际上没有一个专家学者的意见能够得到所有人的赞同。我首先希望专家学者做改革的促进派,专家学者不能代替政府来进行改革,但是他们可以促进改革。我曾经讲过专家学者在改革中主要有四个作用。第一是探讨理论基础。改革需要有理论做支持;第二是评介国外经验。第三是完善政策框架,因为政府制定的政策往往考虑不那么周到;第四是分析实施难点。专家学者应该从这四个方面支持政府的工作,支持改革,而不是单纯地批评和指责政府。当然批评也是必要的,但是如果不能提出建设性建议的话,恐怕作用就不够大了。
   第二我希望专家学者一定要说真话实话,将论点和论据相结合,要用科学的态度来说话。专家学者应该多说真话实话,少说空话套话,不说大话假话。当然目前空话套话一点都不说可能也不现实,但要少说,因为无济于事。特别是在专家学者开始提出一个新理论的时候,往往不被大家所接受,处于非共识的状态。但是如果你的理论真正符合科学的规律,就会渐渐地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最后成为一种共识。所以在你提出一种新观点的时候,往往会受到很多批评和责难,在这个时候你不要灰心,如果你认为自己是对的,你就要坚持研究,逐步完善你的理论。
   第三我希望专家学者一定要踏踏实实地做研究,不要哗众取宠。现在我们有的专家学者研究工作做得不够深入,但往往是老百姓爱听什么就说什么,这是不对的。我们是做学术研究的,要根据翔实的数据,根据客观的事实,根据科学的分析和思考来说话,而不是领导和群众爱听什么我们讲什么。希望专家学者能够做到“慷慨陈词,岂能皆如人意;鞠躬尽瘁,但求无愧我心”,“尊重领导但不迎合领导,承认现实而不迁就现实”。
   30年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不过是弹指一挥间,改革100、200年以后什么样子我们大家都很难想像。但是在这弹指一挥间,我国专家学者做出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希望我国的专家学者一定要按照中央的精神,不断地推进改革开放,为我国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做出更大的贡献。

 

序 论
北京大学国际政治学院资深教授
中国构建和谐社会,谋求和平崛起,不是一个权宜之策,而是中国经济创造的发展战略。改革开放30年来,为了实现这一发展目标,中国经济创造出巨大的活力,呈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特点:
1.改革创造了经济奇迹。中国经济总量增长近14倍,贸易总量增加了68倍,外汇储备增加了900多倍。2008年,中国GDP突破30万亿元,达到300670亿元,2009年GDP达到了33.5万亿元,比2008年增长8.7%,稳居世界第三位;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达到25616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7.8%;中国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924亿美元,同比增长23.6%。截至2009年底,中国国家外汇储备已经达到23991.52亿美元,是全球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由此可见,中国的经济增长促进了世界经济的增长,已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2.改革减少了贫困人口。全国农村没有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2.5亿减少到2008年底的4007万人。联合国2003年减贫统计显示,世界减贫人数的90%是中国做到的。改革开放至今,中国不仅创造了30年年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超过9%、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的“经济奇迹”,而且创造出一条被称为“渐进式”的经济转型道路。
3.改革导致了制度创新。分权式经济管理体制的建立激发了各地发展地方经济的巨大积极性,改革打破了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束缚,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激发了中国巨大的经济活力,激发了企业自主创新和普通劳动者强烈的致富欲望,并把这一致富欲望转变为改革的巨大动力。
经济创造是一个过程,具有阶段性特征。正确认识和把握经济创造的阶段性特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将是制定科学发展战略的依据和前提。在经济创造中,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和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还没有根本改变,能源、资源、环境和技术的瓶颈制约日益突出等问题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创造的关键性因素。中国不能仅满足于技术引进、设备引进,而要提高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能力,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科学技术发展的战略重点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中心环节,坚定不移地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为中国在新一轮的世界产业发展和经济竞争中抢占有利位置奠定坚实的技术和物质基础。
中国构建和谐社会是一个逐渐向前发展的过程,不可能一次构建成功。中国追求的和谐社会目标,将会随着科技的发展与认识的深化而不断发展。原有的矛盾解决了,原有的目标达到了,在社会继续向前发展的时候,又会产生新的矛盾,人们又会提出更高一级的目标。因此,构建和谐社会是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中国目前无论是科技教育还是企业发育,较之改革开放前都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改革开放带来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但是其经济却呈现出“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产出、低质量、低效益”的粗放型增长的特征,继而造成资源配置的扭曲,加剧了资源的有限性与可持续发展、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知识产权和加工利益的三大矛盾。其中,在核心部分、关键领域和附加值很高的行业,如数码相机、气体压缩机、制冷空调、高精度机床、发电设备等,长期锁定在国际产业分工的末端,仍然受制于国外技术的控制。目前,“中国制造”的商品以“广种薄收”的微利营销方式占领较多的国际市场份额,美国《财富》杂志此前评选出的世界企业500强中,中国内地能上榜的企业多数属于电信、石油、银行等国家垄断性行业,但是在国际上叫得响的中国著名品牌则凤毛麟角。因此,工业领域的“中国制造”(Made in China)向“中国创造”(Created by China)转型已经迫在眉睫,这是涉及中国经济安全的重要课题。出于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应该从“工业经济制造”向“中国经济创造”全面转型,走中国特色的自主创新道路。
2008年6月23日,胡锦涛主席在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大会上,对中国特色的自主创新道路提出了四点要求:一是提高自主知识产权,二是以制度创新促进科技进步创新,三是培养造就宏大的创新型人才队伍,四是以创新文化激励科技进步和创新。德国柏林洪堡大学博士、北京工业大学中国经济转型研究中心主任黄海峰教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工程院李京文院士支持下,牵头所组织国内外专家共同编著的《中国经济创造之路》一书,就遵循了这一基本思想,将“中国经济创造”的真正内涵体现在制度创造、文化创造、技术创造,注重 “中国品牌”、“中国设计”和“中国服务”。“中国经济创造”的实质是根据中国社会的发展背景,从一个单纯的“中国经济改革”的概念向“中国经济创造”的模式转化,它需要文化创造、管理创造和技术创造的支撑。自主知识产权是自主创新的重要环节,未来的竞争是知识产权的竞争。在很大程度上,拥有国际品牌和自我研发能力是一个国家经济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象征。构筑“中国经济创造”模式,需要一系列的战略体系、能力体系和技术体系的支撑。具体地讲,“中国经济创造”模式包括三个体系:以创新、知识产权和标准化为核心的战略体系;制造能力与创新能力相结合的能力体系;以创意设计、先进制造和绿色制造为指导的技术体系。
中国要根本上实现“经济创造”的转型,需要在战略、观念、目标和政策等方面实现一系列调整。借鉴先进国家的发展经验,制定创新政策、搭建创新平台、培育创新环境、培养创新人才、鼓励创新风险投资是各国创新发展的成功经验。目前,中国无论是在发展主题、目标、任务、模式等方面都与以前有着很大的不同,必须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战略。既要科学把握发展规律,又要准确判断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既要清醒正视发展面临的新问题、新矛盾,又要正确认识又快又好发展的基本要求;既要勇于创新,又要把握适度原则;既不滞后于发展阶段,又不超越国情。
《中国经济创造之路》一书抓住中国“十一五”经济社会发展契机,紧扣“科学发展观”的主题,以基础理论的分析为基础,架构“中国经济创造”战略理论;结合中国经济制度、区域经济发展、产业创造和企业创造的实践,剖析中国经济的发展;结合国外先进的发展经验,对中国经济转型期存在的问题进行深思,从文化环境建设、人才培养、投融资能力和技术创新能力四个方面提出中国经济创造的举措。本书依据国际政治学、制度经济学、战略管理学、工业生态学、可持续发展和区域发展基本理论,力求对中国经济转型中催生的创造性思想、模式和发展路径进行一次全面的总结,其中重点对制造业的“产业结构调整、投资风险规避、发展模式选择、创新技术开发、知识产权保护、科研基地建设、产业政策规划和企业的可持续性发展”等方面结合国内外经验进行比较研究。本书选择制约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消耗方式及增长方式作为突破口,试图通过分析中国制造业转型中的优劣势找出中国经济创造的本质。本书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着重宏观、中观和微观多层次分析,为中国经济创造提供了丰富、详实、且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建议,必将为中国经济创造提供有益的帮助。
适逢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和建国60周年之际,为了深入研究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发展之路,进一步总结改革开放经验,本书由黄海峰教授所组织围绕经济创造撰写,汇集各个方面的学术研究成果。我希望此书将进一步促进学术界的思想解放和理论探索,根据国情实施中国经济创造战略,通过借鉴先进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积累的经验与教训,不仅有助于探索一条独特的中国创造之路,而且必将为世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前 言
北京工业大学中国经济转型研究中心主任
本专著围绕经济创造专题,汇集众家学术观点,力图展现中国改革,探讨未来发展之路。美国诗人缪丽尔·鲁凯泽(Muriel Rukeyser)说过,宇宙是由故事而非原子构成(The Universe is made of stories, not atoms)。同样,“中国经济创造”作为当代世界文明演进史上的重大创新,也是由无数激动人心的故事构成。南开大学环境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朱坦认为:中国经济创造之路就是“极大地调动了亿万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成功地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实现了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都发生了意义深远的历史性重大变化。这一切都是源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正确路线的指引,是打破‘两个凡是’、‘计划经济’等禁区,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充分体现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实事求是、改革创新的结果。特别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扎实搞好‘五个统筹’、积极构建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着力推进人与自然和谐等创新成就,突出体现了中国人民敢于面对客观现实、敢于求真务实的伟大时代精神。这非凡的30年,培育和造就了几代新人。这伟大的时代精神,鼓舞、指导和提高了我们在不同岗位坚持以时代精神要求自己、思考问题和处理问题的能力。可以说,中国经济创造之路就是改革、创新、求真、务实之路”。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选择了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不同的经济改革道路,所涉及到的制度、管理、政策和方法,成为“中国模式”而倍受世人关注。中国政治学家俞可平认为“中国模式实质上就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社会现代化的一种战略选择,成功的关键在于能否将自身优势与全球化趋势有机结合,‘中国道路’对于‘全球价值’的贡献,拓宽了民族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丰富了人类对社会发展规律和选择发展道路的认识,促进了全球化时代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如果能从“经济创造”的角度研究“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和“中国服务”的转型,必将对中国经济理论有所贡献。
纵观中国经济创造的过程,经历了“禁锢向开放、计划到市场、一元成多元、落后追先进”的转型过程,“家庭联产责任制、特区经济、商品经济、初级阶段论、价格双轨制、企业自主权、承包经营责任制、国退民进”等创造性的经济词汇层出不穷,在不同阶段影响着中国经济创造的战略部署,其中有四种经济改革模式从不同层面对改革政策和社会变革都有影响:(1)改良的苏联模式:学习后斯大林时期的计划经济模式,即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给予国有企业更大的自主权;(2)东欧模式:学习匈牙利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所采取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3)东亚模式:学习以日本为首的东亚国家和地区采取的政府为主导的市场经济体制;(4)欧美模式:在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中倡导经济体系的跃迁和经济体制的转型。经济发展模式中不同的理论也对经济创造具有广泛的影响。著名美国问题研究专家资中筠曾在《20世纪的美国》一书中引述了美国分析家的观点,认为美国经济创造得力于四位经济学家的理论:(1)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看不见的手”,就是市场的自我调节、专业分工、政府作用的严格限制和自由贸易;(2)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的国家干预理论,主张采取积极财政政策,通过政府干预解决萧条和失业问题;(3)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的“自由市场”理论,反对一切政府干预,反对社会主义;(4)熊彼得(Joseph Alois Schumpeter)的“企业家社会”,以思想和技术创新为经济的动力,也是真正的企业家精神。美国一个世纪以来的发展不断在自由放任和政府调节之间摆动,趋利避害,同时不断创新,从而产生美国经济创造的奇迹。而中国经济创造也得力于四位经济学家所代表的理论:(1)顾准的“市场价格”论,就自由浮动的市场价格调节社会主义经济,为后来发展市场经济奠定了理论基础;(2)于光远的“按劳分配”论,促进了中国摆脱极“左”的思想束缚;(3)孙冶方的“扩大企业自主权”和薛暮桥的“商品经济”的观点,导致了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4)吴敬琏的“市场经济”观点,认为市场经济是现代经济中最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强调实施法治化市场经济的重要性。总之,中国经济改革的历史就是“经济创造”的历史,中国经济创造的实质,就是要创造出适应社会调整、改革和生产力发展的力量,建立适应经济发展的经济制度,从根本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时任中华全国工商联合会副主席王以铭认为“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执政党的某项政策是否成功,通常可以用政策制订者的目标是否实现,政策是否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以及政策是否推动社会进步等标准来衡量,如果用这些标准来衡量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从1978年到2008年的表现,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堪称世界近代史上最成功的一项政策。”
中国经济持续繁荣的事实充分证明,经济创造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中国经济创造30年历程,实现了发达国家上百年才完成的工业化、城市化和社会经济的转型。中国农村贫困人口从两亿五千多万减少到两千多万,中国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亲身经历者和思想推动者——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高尚全认为:“改革和发展始终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两大主题。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启动的改革开放,深刻地改变了中国发展的道路、模式和进程,改革开放使得中国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30年的改革开放,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大改革、大开放。通过这个大改革、大开放,实现了三个伟大的转折,即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从封闭半封闭的社会向全方位开放的社会转变;人民生活从温饱向基本小康社会转变。没有改革开放就不可能实现三个伟大转变,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全国人大常委、经济学家辜胜阻认为中国30年来改革开放道路最重要最成功的经验在于五个结合。“即渐进性改革与激进性改革相结合,以渐进式改革为主;体制外改革与体制内改革相结合,体制外改革带动了体制内改革;增量改革与存量改革相结合,增量改革推进了存量改革;改革与开放相结合,改革开放相互促进,初期是以改革促开放,后期是以开放促改革;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相结合,经济体制改革大大提升了综合国力”。辜胜阻同时强调,中国未来经济发展还面临着挑战,需要通过自主创新和创新型国家建设,改变经济增长“大而不强、快而不优”的局面,实现又好又快发展;需要创造各种良好环境,扶持和鼓励中国企业家阶层的进一步壮大;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完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校长文魁精辟地总结道:“30年前,邓小平吹响了“走自己的路”的号角,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开始了社会主义事业前无古人的改革开放征程。30年来,中国人民艰辛求索,始终把发展作为硬道理和第一要务,生产力得到极大发展,告别了短缺,迎来繁荣和富强,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30年后,沿着这条路,科学发展、构筑和谐,中国必将实现伟大的民族复兴。历史将证明,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为人类探索出一条社会主义新路。”
中国经济创造能力与竞争力一样,是一国创造增加价值的能力以及增加国民财富的能力。中国经济创造能力在经济改革过程中得到不断提升主要源于以下基本的动力和压力。首先,对于动力而言,一是求开放,二是求发展。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中国坚持“对外开放”的务实政策促进了社会的整体转型。30年的开放,中国已从一个落后的农业社会发展成为现代商业社会。中国改革开放被国外媒体评论为“中国全球化和世界中国化”。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中国坚持“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发展政策推动了经济的迅猛发展。中国企业抓住改革开放的机遇,加快了企业走出去的步伐,产品迅速进入国际市场,似乎世界的产品已进入了“中国制造”时代。许多国家认为中国已成为对世界经济影响最为显著的发展中国家。其次,对于压力而言,即“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的粗放型发展模式以及缺乏国际技术“专利、标准和品牌”的出口生产方式对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构成了巨大挑战。环境保护部副部长吴晓青认为“经济高速发展造成了资源消耗、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环境问题已经是影响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中国经济社会正处于资源、环境约束最为严重的时期,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进程尚未完成,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任务依然艰巨。要化解经济快速发展对资源、能源消耗的高度依赖,跨越资源、能源的瓶颈约束,推动低碳经济是中国推进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此外,在全球制造业产业链条上,中国企业普遍因产业技术水平低、创新活力不足和市场竞争力差而处于产业链的中低端。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下属的《中国投资》杂志曾经在2005年9月在“中国企业正陷入增长的贫困”的调研报告中,得出了中国IT企业缺“核芯”、家电企业缺“专利”、服装企业缺“品牌”、汽车企业缺“技术”的结论,中国之所以成为“世界工厂”的原因在于企业的低成本战略,即用资源、环境和劳动力换取发展。一旦原材料价格上涨、节能环保标准提高和劳动力成本上升,“世界工厂”的地位就相对不稳,这势必直接影响到中国的经济安全。
在中国经济创造的过程中,国际上出现了中国发展“威胁论”、“崩溃论”、“风险论”和“傲慢论”、“强硬论”等观点,这也反映了迅速发展的中国对既有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巨大影响。中国经济创造的事实告诉世界一个真实的中国,中国对国际社会决不会构成“威胁”,中国也不会“崩溃”,更没有所谓的“风险”。其实,中国要建成一个中等发达的国家,至少要到本世纪中期,“傲慢”不代表中国的传统特质,中国政府倡导的“世界和谐”就是对“强硬论”的有力反驳,温家宝总理在2010年3月14日回答中外记者时表明国家立场,“中国不发达的时候不称霸,中国即使发达了,也不称霸,永远不称霸”。正如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驻华大使馆大使施明贤(MichaelFriedrich Wilhelm Schaefer)对中国改革给予的积极评价:“中国过去30年以邓小平的远见卓识为理论基础,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在中国几代领导人的带领下,这一理论成果得到了继承和进一步的深化。30年的发展给所有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进步,其中最显著的成果便是贫困人口的急剧减少和经济与社会人权的进步。同时中国的发展也为稳定东亚和世界其他地区做出了贡献。中国在世界上发挥着领导作用,它在如气候变化和食品安全等富有挑战性的领域做出的贡献举足轻重。德国以及欧盟都非常欢迎中国更多地参与到这些事件中来,同时也欢迎中国参与到对抗世界危机的过程中来。诚然,中欧之间在意识形态和对一些国际法律、政策的解读方面可能会有一些分歧,但是经过中国改革开放30年以及通过对话机制下的密切接触,互相之间的理解也越来越深刻,双方已结为战略伙伴关系共同协作,这着实是一项在30年前人们无法想象的壮举”。
《中国经济创造之路》中所提出的中国经济“创造论”的观点,比较适合中国在世界上的定位。中国经济创造包括制度、政策、文化、科技、环境等方面的创造,它不仅是中国发展模式的创造,而且是对世界经济贡献的创造。中国经济创造具有以下基本特征:其一,体制创造。中国为世界提供了一个新型社会形态、社会制度的经济创造模式,成为经济充满活力的力量源泉。在经济制度方面,形成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努力形成各种所有制平等竞争、相互促进的新格局;在分配制度方面,形成了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其二,模式创造。面对中国工业化所呈现出“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产出、低质量、低效益”的现象,“创造论”凸显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即摒弃原有经济发展过分依赖资源投入、出口需求、投资拉动的模式,逐步从经济增长中的经济建设转向经济发展中的经济文明,经济发展模式由数量驱动型逐渐转变为质量驱动型,杜绝盲目追求GDP、漠视环境成本、土地等自然资源利用效率的作法,通过资源节约、治污减排,将环境友好型和资源节约型的“两型社会”建设变成全社会的自觉行动。中国的“十一五”提出使单位GDP能耗降低20%的目标,正是一次有益的尝试。其三,政策创造。“创造论”也意识到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从农村到城市、从个体到国有、从沿海到内地、从国内市场直到国外市场,借鉴世界先进文明成果,不断创造出崭新的符合中国国情的经济政策。
总之,中国企业通过开拓新兴市场、淘汰落后产能、优化产品结构、技术管理创新,抢占产业制高点,提升核心竞争力。中国的商业模式、巨大市场和众多人才将成为国际的最佳合作者,正如国际战略创新专家安纽·古普塔(Anil K. Gupta)在“展望2020:中国创新之路”文章中所言:“中国面临的独特机遇和挑战赋予了中国成为世界创新主宰者的潜质,在全球整合的经济条件下,许多重要的创新活动来自中国,中国在诸多重要领域面临机会与挑战,主要包括:能源、环境、基础建设、人口密度、老龄化、生物技术、以及移动设备等,中国应重点以此开展创新活动”。长期关心中国改革的德国著名经济学家、时任科隆大学校长古德曼教授(Gernot Gutmann)认为经济创造中应该关注环境保护、通货膨胀、区域发展失衡的三大问题。如果中国能够成功地解决上述问题,中国经济腾飞将不断持续”。
《中国经济创造之路》重点研究中国企业竞争能力的升级。“中国经济创造”要从一个单纯的中国概念向中国模式转化,需要一系列的战略体系、能力体系和技术体系的支撑。“中国经济创造”的体系主要是以创新、知识产权、标准化为核心的战略体系;以制造能力与创新能力相结合的能力体系;以创意设计、先进制造、绿色制造为指导的技术体系。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当今的经济创造不仅承接了洋务运动以来的历史创痕与创新思想,而且在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又要超越传统的意识形态束缚。中国经济创造所提供的如此丰富、复杂而又独特的案例,足以向西方经济科学提出许多挑战性的问题。在专著完成之时正值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闭幕之际,希望此书涉及到中国经济创造的成绩与问题,是为了更好地展望未来,自古以来,“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正如中国欧盟协会副会长、时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冯俊对于《中国经济创造之路》撰写的全体人员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一个民族最伟大的创造是思维的创造、理论的创造,中国的改革开放既是思维创造和理论创造的成果,又是思维和理论进一步创造的基础和动力。黄海峰教授编著的《中国经济创造之路》描绘出过去三十多年中国腾飞的奇迹和中国经济从‘中国制造’转向‘中国创造’的发展轨迹,揭示出‘创造性’是一个民族发展和振兴的不竭动力;同时也告诉我们,一个国家的经济越发展越需要思维创造、理论创造,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一定是不断进行思想和理论创造的民族。”
近几年,北京工业大学中国经济转型研究中心(简称“转型”中心)在环境保护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国际环境研究所等国内外著名科研机构的支持下,紧紧围绕“中国经济创造”“中国经济转型”研究领域,承担了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商务部、环保部、科技部有关绿色经济、环境创新、循环经济、节能减排、战略管理等方面大量的研究课题,在“转型”中心名誉主任、中国工程院李京文院士等著名学者指导下,组建了一支思想活跃、了解国际发展动向的学术团队。
总之,研究中国经济创造,理应成为经济学中最富有生机的学术领域。有志于理论创新的学者,就像前人一样,希望通过人生价值的耕耘进一步丰富经济学的理论资源,因为我们的使命就是创造未来。如果说未来学大师托夫勒(Alvin Toffler)在几十年前曾预测人类社会从农业化、工业化之后将进入信息化的 “第三次浪潮”(The Third Wave),那么经济创造中所呈现的绿色化、低碳化、循环化有可能成为引领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第四次浪潮”。今天对中国经济创造之路的探索如同春天的播种,其意义十分深远,引用中国一位伟大企业家、海尔首席执行官张瑞敏的名言,“只要找到了路,就不怕路远”。

? 【本书目录】
前言
1 中国经济增长的相关理论
  1.1 制度经济学的相关理论
  1.2 经济增长的相关理论
2 中国经济创造的理论研究
  2.1 研究方法论
  2.2 经济创造论
3 中国国家层面的经济创造
  3.1 历史背景
  3.2 经济跃进
  3.3 经济创造
  3.4 实质分析
4 中国区域层面的经济创造
  4.1 区域发展理论
  4.2 区域经济系统
  4.3 区域经济模式
  4.4 区域模式的不足
  4.5 区域经济创造——北京石景山区实证研究
5 中国产业层面的经济创造
5.1 产业经济发展现状
5.2 产业经济的制造业
  5.3 产业经济创造案例——四川省机械制造业
6 中国企业层面的经济创造
6.1 企业发展类型
6.2 私营企业发展
6.3 中小民营企业的作用
6.4 外资企业的贡献
6.5 “走出去”战略
7 中国经济创造的文化基础
  7.1 文化力的概念
  7.2 中国文化的特性
  7.3 培育创造文化
8 中国经济创造的人才基础
  8.1 创新人才概述
  8.2 人才培育模式
  8.3 调整培育模式
9 中国经济创造的技术基础
  9.1 技术创新概述
  9.2 技术创新体系
  9.3 技术创新能力
  9.4 技术创新案例——广州德威公司
10 中国经济创造的金融基础
  10.1 金融市场概述
  10.2 金融渐进创造
  10.3 资本运营模式——企业融资案例
11 欧盟经济创造的战略管理
  11.1 欧盟框架计划
  11.2 中小企业政策
  11.3 人力资源政策
  11.4 知识产权政策
  11.5 欧盟创新政策评价
12 中国经济创造的战略管理
13 中国绿色经济的创造战略 
14 中国低碳经济的创造战略 
15 中国循环经济的创造战略
结束语
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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